台湾二二八事件：一个小贩引发的流血惨案

　　世界是复杂的，历史也是复杂的。许多历史事件常常具有双重性或多重性。如果人们只看到其中一个方面，就很难掌握全貌；而当人们为了某一目的，有意突出、夸张、强调其中的一个方面时，事件的面貌往往就更难于认识。

　　“二二八事件”发生于上一世纪的台湾。多年来，人们对它的态度与感情大异，因之叙述与评价亦大异。今天，当我们重新审视这一曾经给台湾人民带来巨大伤痛的事件时，必须采取冷静、超脱的客观立场和严格的科学态度，远离一切狭隘的功利需要，还原历史本相，最大限度地追求历史的真实，建立对这一事件的真实可靠的论述。

　　“二二八事件”的抗暴自卫性质辨析

　　众所周知，“二二八事件”是起源于缉私员暴力执法与军警单位处理失当引起的民众运动。台湾光复后，行政长官公署成立烟酒专卖局，统制烟酒产销，禁止私制及进口。1947年2月27日下午，专卖局缉私人员叶德根等6人到台北南京西路太平町巡搜，查获小贩、寡妇林江迈贩卖私烟，林妇跪地苦苦哀乞，围观民众帮同求情，缉私人员不予理会，叶德根用枪管打破林妇头颅，以致鲜血直流，激起群众不满。缉私人员傅学通见势逃走，被人追拉，挣脱后即将子弹上膛，后又被人抱住，叶开枪，击中看闲路人陈文溪（当晚身亡）。群众愤而烧车，包围警察局、宪兵队，要求立即处决凶犯。

　　2月28日上午，《中外日报》记者周青、吴克泰所撰现场报道见报，发向全省。同日，台湾省政治协会等发起抗议。陈文溪系大流氓陈木荣之弟，因此，抗议活动一开始即有部分流氓参加。群众鸣锣罢市，包围并捣毁位于本町的专卖局台北分局。下午，群众四五百人游行，以“严惩杀人凶手”的横幅标语及“狮鼓”为前导，向行政长官公署请愿，冲击公署大门。其间，出现抢夺警卫枪支及开枪射击卫兵情况，卫兵还击，当场打死3人、打伤3人，逮捕6人。群众情绪更为激昂，在各处殴打外省人，同时进占位于台北公园内的广播电台，向全省广播，批判政府的贪污腐败，号召各地民众驱逐贪官污吏以求自存。3月1日，全台各地纷纷响应，从要求惩凶发展为政治抗争。

　　自1945年光复以来，群众对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施政本多不满。例如，在政治上，台湾与内地各省不同，实行行政长官公署制，集行政、军事、财政以至立法、司法诸权于长官一身，类似于日据时代的总督。在行政长官公署的官员中，外省人过多，台湾人过少，副处长以上官员仅有台民1人；全省简任官214人，本省人仅12人。在经济上，实行严格的统制，烟、酒、火柴等日用品均实行专卖，官办的专卖局、贸易局几乎垄断台湾的进出口贸易与工业的方方面面，企业家以及小本商人均遭束缚。这一时期，通货膨胀，物价高涨；粮价过高，失业严重，大批复原返乡的原台籍日本士兵就业无门。此外，官员贪污腐化，军队纪律不良。行政长官陈仪继承的是一个烂摊子，虽有心求治，也采取了开放舆论等开明措施，但刚愎自用，不明省情、民情。

　　凡此种种，都使台湾民众长期愤郁、压抑。当时，台湾民间有“五天五地”之说：即“惊天动地（盟军轰炸）、欢天喜地（台湾光复）、花天酒地（接收官员）、黑天暗地（暴政统治）、呼天唤地（物价飞涨）。其中后三个短语正反映出台湾人民的强烈不满。现在，由于缉私中的处理不当，这种愤懑终于找到突破口，群众的情绪就像长期运行地下的岩浆，一朝喷发了。

　　“二二八事件”中的非理性行为及其它多重性质辨析

　　可以看出，专卖局缉私人员的行为属于恃强凌弱的暴力执法，而台湾民众的行为则属于抗暴自卫和反对恶劣政治，有其正义性与合理性。但是，一旦群体性事件爆发，由于参加者人数多，成员复杂，自发性强，冲动性强，就很难要求每一个人，每一个步骤都中规中矩，合理合法。

　　无可否认，“二二八事件”中，有情绪性的打、砸、抢、烧等非理智行为，也有方向性的谬误。例如，将台湾民众和国民党台湾当局的矛盾当做本省人和外省人的矛盾，从而激起对外省人的普遍仇视。1947年2月27日下午，就有人张贴“打死中国人”的标语，高喊：“阿山（外省人）不讲理”、“猪仔太可恶”，“台湾人赶快出来报仇”等。1947年2月28日，更出现“打阿山”的号召，于是，在这种狭隘的地域主义、乡里主义情绪的支配下，对“外省人”的暴力行为不断发生。

　　关于当时外省人被惨杀、侮辱的状况，唐贤龙的《台湾事变内幕记》等书有几则触目惊心的记载，摘录如下：